谢阁兰在给作曲家德彪西的信中谈及《碑》（Stèles, 1912）时写到：“我所有的思想都穿着古老中国的观念和外衣，但剥去了所有的中国性。”作为一位长久以来被认为最能摆脱对中国偏见的作家，谢阁兰对自己的坦诚，似乎可以让我们对艺术创作的诘问染上一定的本体论色彩。